在一段时期内，中国社会必然呈显著的青壮年特征，必然在整体上呈现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。作为国家整体，储蓄大于投资就要表现为贸易顺差。

一个人身强力壮的时候是要做些储蓄以备老来之用的。在一个人口结构正常稳定的社会里，中青年人储蓄，老年人、青少年消费，储蓄和消费始终是协调的。这样的社会，不需要借助国际社会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，可以追求国际收支平衡，可以追求贸易平衡。

但是中国社会的人口结构不是正常稳定的状态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人口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。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在一段时期内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大幅增加。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增加，意味着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相对下降。人口短时期猛增之后，计划生育政策推行，中国社会少儿抚养比远低于正常水平。在一段时期内，中国社会必然呈显著的青壮年特征，必然在整体上呈现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。作为国家整体，储蓄大于投资就要表现为贸易顺差。在这段时期内，中国经济是不可能靠自身维持充分就业下的均衡增长的。

今天，我们享受人口红利愈大；未来，老龄化问题也会愈严重。那个时候，我们的消费率自然会上升，储蓄率自然会下降，经济的储蓄就会小于投资，贸易收支一定会呈现逆差的。

贸易顺差是一个享受巨大人口红利、呈显著的青壮年特征的国家在进行储蓄。储蓄，是为了应对未来老龄化的到来。我们获得了贸易顺差，拿它做国外投资，投资收益可以为我们在老龄化时代支付贸易逆差。当然，有了贸易顺差，不意味着我们就能用好贸易顺差，投资并不总是赚钱的。但谁来使用，如何使用贸易顺差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不能因为我们使用不好贸易顺差，就说贸易顺差本身不好。我们拥有的是众多的人口，但是人口本身是不能储藏的，今天人口是资产，可以创造收入，五十年过后，同样的人口还是资产吗？还能创造收入吗？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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